2013年6月12日 星期三

雖逝猶存(上)

(本文刊於2013年3月31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生命有限,幾十年短暫的人生,怎可能與無限、永恆攀比。

    記得大學時理論課談及藝術的本質,敎授以米開羅基朗《創世紀》中亞當即將受神給予生命的一刻,論述透過藝術,人在有限之生命可追求像神一樣的創造力,以藝術創作來追求存在的永恆性。

    剛踏入初春的三月,澳門失去了一位資深的建築設計師。

    建築師韋先禮(Manuel Vicente)上世紀六十年代來澳,他師承現代建築大師路易斯·康(Louis Kahn),在澳門執業超過四十年,為這個小城設計了不少具藝術價値的建築作品。

    第一次接觸他的設計,是九十年代初於韋氏筆下的歷史檔案館參觀葡萄牙當代的建築設計展覽,後來,也曾短暫在他的建築事務所工作。

    韋氏的設計很有強烈的個人風格:方格、簡單幾何形體、強烈對比的色彩,空間的個性表現有時讓其中的使用者喘不過氣,但其設計在澳門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學派”,影響了一代建築設計師(尤其在葡人社群之中),其中Manuel Graça Dias、雅迪(Adalberto Tenreiro)、冼百福(Vicente Bravo)、利安豪(Rui Leão)和卡洛塔·布魯尼(Carlota Bruni)。除了葡人設計師,也有不少華人設計師跟他工作而受其影響,可以說,他在澳門的影響包括建築、設計與藝術敎育的發展。

    而韋氏筆下的建築及城市空間,也不知不覺地影響在這城巿生活的居民。

    我曾在本欄〈集合住宅〉一文,介紹過韋氏一九七九年設計的筷子基社屋,在這組於二○一○年拆除的平民大廈,韋氏在尊重華人社會的生活風俗之餘,顯示了西方公共建築空間的特點,該項設計於一九九五年獲得亞洲建築師協會的金奬。

    已故華人建築敎育家黎錦超敎授對韋氏的設計曾有高度的評價,認為其作品具有擴展生活的感覺,而且構思謹愼。黎敎授生前撰寫了韋氏的設計專著Caressing Trivia介紹韋氏的設計,並表揚其對中國當代建築所做出的貢獻。

    說到韋氏在澳門的設計,六十年代他設計了位於西灣的梁文燕培幼院,七十年代設計了提督馬路的郵電局樓房,之後,又於新口岸塡海區設計了郵電局宿舍大樓。   

   

敎育·建築(下)

(本文刊於2013年3月24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在資訊爆炸、高等敎育普及的廿一世紀,大學的建築仍要採用古典式樣、或從古典引伸出的隱含階級性的建築形式嗎?這是我要提出的一個値得思考的問題。

    當然,有怎樣的社會就有怎樣的建築,建築從來都不會說謊。

    而怎樣的建築環境也會孕育出怎樣的社會未來。

    最近,我參觀了鄰埠的一所高等院校,香港知專的建築不是出自大師之手,而是透過國際建築設計競圖,在百多份參賽方案中,一位之前未有大型建設經驗、三十出頭的法國年輕建築師Thomas Coldefy,憑天馬行空的創意贏得了學院的最終設計比賽並得以興建。

    作為一個小型社區,學校建築並無採用復古的形式,雖然鄰埠也具有東西方交流的歷史和同樣是嶺南地區,但是,設計師並沒有用模仿的手法,表面化地去強調東西方交匯和嶺南風格,而是用完全現代及創新的建築手法去創造一處能促進學術交流,有助學生獨立思考,平等開放多元共存,同時亦配合華南氣候的建築環境。

    整座學院建築由四座塔樓組成,塔樓除了具有敎室空間的基本功能,在結構上亦成為承托連貫其間的空中走道及空中樓層,懸浮在半空的走廊是交通要道,也是學生聚會交流的場所,飄浮半空的樓層和走道,在地面上空形成巨大的上蓋,使地面層成為一個有屋頂的大型廣場,增強校園的開放性。一條從地面直通離地廿多米懸浮平台層的天梯,帶領學生登上空中樓閣,而圖書館就是懸浮在臨海的一側,景色與自然光線讓人印象深刻。

    不論是哪一階段的敎育,作為敎育場所的環境設計是非常重要的,建築除了滿足運作功能,空間的排佈、建築的形式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那裡的學子,也在塑造社會的將來。

    當我們無視建築在社會中的影響,只從功能的滿足又或是表面化的形象追求,而實際還是沿襲那些陳舊的建築詞句,要打造具創意的未來,可能是一座沒有基礎的空中樓閣。  

   
   

敎育·建築(上)

(本文刊於2013年3月17日“澳門日報”第B12版)
    前陣子,社會上曾有意見懷疑澳大橫琴校區的設計為“一稿兩投”,負責設計的國家級大師何鏡堂院士在報上的訪問中,闡釋了他一直以來的設計主張與追求。

    是否存在社會懷疑的情況,在未有親身進行考察與對比硏究之前,無權發表任何言論。但是,就這個社會爭議,卻引起了我對廿一世紀資訊爆炸的時代,作為傳授、討論、硏究學問的場所,其建築形式應該是怎樣的一個思考。

    回顧歷史,古代的中國從孔子辦學便開始有了“私塾”的敎育系統,當時用作敎學的場所或與居住建築無異;之後,漢朝開始出現了“官學”,宋代以後著名文人開辦“書院”,而“文廟”作為從事敎育及舉辦各種祭祀孔子的活動,儒家思想得以傳播,文廟是儒敎宣傳宗敎的場所,也是古代中國的一種敎育場所。

    隨着清末科舉考試制度的廢除,取而代之是西方的敎育模式,西方的敎育建築亦成為設計校園的藍本。

    雅典與斯巴達在西方古代建立了不同的敎育模式,中古時期的師徒制與敎會體制同時發展,西方早期的“大學”在敎會體制中出現,當時的敎育與宗敎建築關係密不可分;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出現“學院”,從巴洛克時期開始,“皇家學院”成為了直接聽從於皇室並配合其品味的敎育場所,建築的形式亦從中世紀較簡樸的宗敎空間佈置,逐漸成為具皇權象徵性的路易十四巴洛克與古典設計,歐洲的重要學府,紛紛從古代神殿的式樣中找尋建築設計模本,創建出華麗、貴族式的學術殿堂。

    這種穩含階級性的設計模式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出現,奢華的建築被講求功能性、抽象性、工業性、平等性的包豪斯設計取代。然而,在美洲大陸,受法國美術學院的影響,古典復興式樣的校園設計仍然存活。

    由托馬斯·傑斐遜設計的位於夏洛茨維爾的弗吉尼亞大學,由兩排平行的古典主義建築組成,被設計者稱為“學術村莊”,建築的象徵性被再次強化,從前用作祭拜古代諸神的古羅馬萬神殿的建築形式,被改用作學院的圓廳圖書館,將知識的寳庫賦予了神廟的顯要地位。

    

天與地(三·完)

(本文刊於2013年3月10日“澳門日報”第C08版)
    位於墨西哥的庫庫爾坎金字塔,代表着古代美洲瑪雅文明的建築成就,庫庫爾坎金字塔高約三十米,四周環繞九十一級台階,加起來一共三百六十四級台階,再加上塔頂的羽蛇神廟,共有三百六十五階,象徵了一年中的三百六十五天。

    台階的北邊牆下端,有一個帶羽行的大蛇頭石刻,蛇嘴裡吐出一條大舌頭,造形非常獨特。每年春分和秋分兩天的日落時分,北面一組台階的邊牆會在陽光照射下形成彎彎曲曲的七段等腰三角形影子,與底部雕刻的蛇頭,組成一條突然從塔頂向大地遊動的巨蛇,象徵着羽蛇神在春分時甦醒,爬出廟宇。每次,這個幻像持續整整三小時廿二分,分秒不差。這個神秘景觀及精心的幾何設計,表達出古代瑪雅文明設計的精確度,玄妙又充滿戲劇性的效果令後人嘆為觀止。

    在古代的歐洲,古羅馬人建造的萬神殿完美地蘊含一個完整的球體空間,半球形的穹頂中央開有一個通天的圓孔,太陽光線隨着季節更替而在神殿內造成光影的無窮變化,象徵性地將神殿空間比喩為無限的宇宙。

    城市方面,古羅馬人透過觀測太陽與星空,在帝國建設的每個都城均劃定南北走向的“經塗”:代表世界的軸,和東西走向的“緯塗”:是太陽的軌跡,將城鎭設計成一個小宇宙,具體地表現了他們的宇宙圖像,該規劃模式成為了古羅馬城市設計的特徵。

    星空帶給古人對宇宙無窮的想像,是他們探求自然奧秘的窗口,也給他們的設計無盡的靈感泉源。

    那年曾追星的地方今天已蛻變為不夜天的金光大道,在城市高速發展的背後,我們也有失去。看着西灣湖上快要暗淡的星光,聯想到今後要敎孩子們天文,可能只能走進科學館的人造天幕,因為城市的發展可容不下一片眞實的星空。

   
  

天與地(二)

(本文刊於2013年3月3日“澳門日報”第C10版)
    不論在東方或西方,自然都是古代的城市及建築設計的重要考慮元素。其中古代中國的設計,處處都體現天人合一的哲思。

    古代中國的設計者上觀天文下察地理,在世代經驗的積累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擇地選址的理論。為達到天人合一的理念,古代一些都城的空間設計,直接參仿天上星宿的排佈,把天上三垣及廿八宿成象於人間的帝王宮廷及城市佈局,以“像天法地”建造人間的生活場所。

    在北京的天壇,建築中就隱含了不少與自然有關的象徵,依據《周易》陰陽、五行等學說,把古人對“天”的認識、“天人關係”以及對上蒼的願望在建築中表現得淋漓盡至。

    其中,圜丘的尺度和構件的數量,反覆地使用“九”這個數字,以象徵“天”和強調與“天”的聯繫。天壇祈年殿以圓形、藍色象徵“天”,殿內大柱及開間又分別比喩一年的四季、二十四節氣、十二個月和一天的十二個時辰,以及象徵天上的星宿與星垣。

    這種“像天法地”的建造方法不僅限於古代東方,在西方的古文明中也有類似的現象。

    其中,古埃及人在尼羅河一帶透過觀測天象建造了不少神殿與金字塔,有學者發現,建在尼羅河岸附近的吉薩,三座金字塔與河流的排佈,正正合符天穹上獵戶座腰帶的三顆閃星與銀河的關係,而建築的朝向均經過精密的測定。

    說到建築與天文,古埃及的阿布辛貝勒神殿最為著名,這座原本建造於尼羅河附近、開鑿於天然巨岩的神殿,在主殿深達六十餘公尺處建有包括拉美西斯二世在內的四座神像,在每年的二月廿一日(傳說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日)及十月廿一日(傳說拉美西斯二世的登基日)這兩天,陽光會直接照進洞內最深處,並神奇地照射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像身上,可見古埃及人確切掌握天文的能力。   

   
   

天與地(一)

(本文刊於2013年2月24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歲末一團體聚會選擇在西灣的一所西式別墅舉行,那個晩上天氣良好,坐在洋房頂樓的露天餐座,隔着寂靜的西灣湖,遠眺對岸的旅遊塔和西灣橋,在現今變得繁華的都市中,暫時仍能找到一處安寧的角落。

    很久沒有閒情觀天,在那短暫遠離囂鬧的環境,巧逢夜空無雲,在旅遊塔頂的一片天空,透過那三顆閃亮的星星,我很快就辨認出那位天上的獵人俄里翁和他正追捕的金牛,是冬日北半球夜空中最易見到的兩個星座,也是我最初學會辨認的幾個星座的其中兩個。

    隨着近十多年城市的不斷發展,城市的燈火已掩蓋夜空的星光,在澳門找一處能進行觀星活動的地方日漸困難。

    記得八十年代因為哈雷彗星的重臨曾引起過天文愛好者的熱情,為着追星,當時與一衆哈雷的粉絲,在還不太受光害的路環石排灣一帶,隔着時聚時散的雲層,尋找那位將於二○六一年才再次歸來的訪客。

    天文與建築好像配不上話題,但是,我對建築的興趣,卻是從天文開始。

    中學某年在電視的訪談節目,看到幾名香港的建築系學生介紹他們的課題設計,其中一位闡述了其設計概念與天象的關係,當時的我仍未想到中學後的去向。那些年,上大學和讀建築似乎與天際的繁星一樣遙不可及,但是那個建築介紹卻在我腦海中留下印象。

    建築與天文的交匯似乎只是我個人的經歷,尤其在現今愈來愈人工化的城市環境之中,城市已經成為了人造的自然,我們可以利用空調改變環境的濕溫度、以人造光源調控生活環境、利用人工通風設備來使最不利生活的區域獲得清新的空氣……

    透過日新月異的科技,城市與建築的設計已經能夠擺脫自然環境的制約,同時亦逐漸脫離自然環境,有時甚至對自然環境造成過度的消耗與傷害。

   

步行·系統(下)

(本文刊於2013年2月17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香港的許多城市設施都成為我們城市的參考,近年,我們也計劃在城中建造一些步行系統,除了在路氹新區,還會將這種設施引入到半島傳統的街區肌理中。

    我並不反對這些計劃,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每個城市都有它的特點。而且,我看到香港“行人走廊”的好處,亦同時發現它的缺點與對現存城市環境的破壞,尤其在澳門半島具歐洲中世紀城市特徵的歷史街區。

    當然,鄰埠那條大型行人走廊,從上環碼頭沿中環海岸可直達金鐘,又可上行至半山,連貫多座港島重要的商業樓宇、商場、地鐵站、巴士轉乘站,確實給使用者留下便捷、舒適的步行環境的良好印象。但可能沒多少人察覺到,這種系統除了脫離城巿生活,還成為了大財團、大商企的“專用”通道,在商業自由競爭的社會環境中成為一種壟斷的工具:用公帑建造的公共走廊“點對點”地將大企業的物業連貫,而開設在地面的商舖卻遠離了使用走廊的行人;出於便捷,行人只會進入或使用走廊直接連接的場所,而其他的環境只被視為“路過”的背景,這完全背離了傳統街道商業的運作模式。

    而且,這些行人走廊並非眞正安全,尤其入夜之後和行人稀少的時候,由於與城市生活分離,走廊上缺少了傳統街道中原有的“監察”,為保證使用者安全,需要增加走廊的保安和監控,否則容易成為搶劫等犯罪場所。

    另外,傳統城市的公共空間具有功能的多樣共存特性,以雀仔園羅憲新街的石階為例,七十多級的石階除了是交通的通道,種有樹木的平台也成為街區居民的聚會休憩的公共場所,如果只將石階作為交通專道,就沒有了社區空間的功能。還有,該街道在城市設計上具有景觀通廊的特點,這裡與歐洲城市的設計非常相似,街道軸線是通向城市的主要炮台——大炮台,計劃中步行系統的設置會否破壞視景通廊,也是一個需討論和硏究的問題。

    像香港行人走廊的步行系統有其優缺點,或者,創造有利於行人使用的街道環境,在原來就是採用行人尺度而建設的澳門半島的城市街道,可能比多建一條脫離城市生活的空中走廊來得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