敎育·建築（上）

(本文刊於2013年3月17日“澳門日報”第B12版)
    前陣子，社會上曾有意見懷疑澳大橫琴校區的設計為“一稿兩投”，負責設計的國家級大師何鏡堂院士在報上的訪問中，闡釋了他一直以來的設計主張與追求。

    是否存在社會懷疑的情況，在未有親身進行考察與對比硏究之前，無權發表任何言論。但是，就這個社會爭議，卻引起了我對廿一世紀資訊爆炸的時代，作為傳授、討論、硏究學問的場所，其建築形式應該是怎樣的一個思考。

    回顧歷史，古代的中國從孔子辦學便開始有了“私塾”的敎育系統，當時用作敎學的場所或與居住建築無異；之後，漢朝開始出現了“官學”，宋代以後著名文人開辦“書院”，而“文廟”作為從事敎育及舉辦各種祭祀孔子的活動，儒家思想得以傳播，文廟是儒敎宣傳宗敎的場所，也是古代中國的一種敎育場所。

    隨着清末科舉考試制度的廢除，取而代之是西方的敎育模式，西方的敎育建築亦成為設計校園的藍本。

    雅典與斯巴達在西方古代建立了不同的敎育模式，中古時期的師徒制與敎會體制同時發展，西方早期的“大學”在敎會體制中出現，當時的敎育與宗敎建築關係密不可分；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出現“學院”，從巴洛克時期開始，“皇家學院”成為了直接聽從於皇室並配合其品味的敎育場所，建築的形式亦從中世紀較簡樸的宗敎空間佈置，逐漸成為具皇權象徵性的路易十四巴洛克與古典設計，歐洲的重要學府，紛紛從古代神殿的式樣中找尋建築設計模本，創建出華麗、貴族式的學術殿堂。

    這種穩含階級性的設計模式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出現，奢華的建築被講求功能性、抽象性、工業性、平等性的包豪斯設計取代。然而，在美洲大陸，受法國美術學院的影響，古典復興式樣的校園設計仍然存活。

    由托馬斯·傑斐遜設計的位於夏洛茨維爾的弗吉尼亞大學，由兩排平行的古典主義建築組成，被設計者稱為“學術村莊”，建築的象徵性被再次強化，從前用作祭拜古代諸神的古羅馬萬神殿的建築形式，被改用作學院的圓廳圖書館，將知識的寳庫賦予了神廟的顯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