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逝猶存（上）

(本文刊於2013年3月31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生命有限，幾十年短暫的人生，怎可能與無限、永恆攀比。

    記得大學時理論課談及藝術的本質，敎授以米開羅基朗《創世紀》中亞當即將受神給予生命的一刻，論述透過藝術，人在有限之生命可追求像神一樣的創造力，以藝術創作來追求存在的永恆性。

    剛踏入初春的三月，澳門失去了一位資深的建築設計師。

    建築師韋先禮（Manuel Vicente）上世紀六十年代來澳，他師承現代建築大師路易斯·康（Louis Kahn），在澳門執業超過四十年，為這個小城設計了不少具藝術價値的建築作品。

    第一次接觸他的設計，是九十年代初於韋氏筆下的歷史檔案館參觀葡萄牙當代的建築設計展覽，後來，也曾短暫在他的建築事務所工作。

    韋氏的設計很有強烈的個人風格：方格、簡單幾何形體、強烈對比的色彩，空間的個性表現有時讓其中的使用者喘不過氣，但其設計在澳門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學派”，影響了一代建築設計師（尤其在葡人社群之中），其中Manuel Graça Dias、雅迪（Adalberto Tenreiro）、冼百福（Vicente Bravo）、利安豪（Rui Leão）和卡洛塔·布魯尼（Carlota Bruni）。除了葡人設計師，也有不少華人設計師跟他工作而受其影響，可以說，他在澳門的影響包括建築、設計與藝術敎育的發展。

    而韋氏筆下的建築及城市空間，也不知不覺地影響在這城巿生活的居民。

    我曾在本欄〈集合住宅〉一文，介紹過韋氏一九七九年設計的筷子基社屋，在這組於二○一○年拆除的平民大廈，韋氏在尊重華人社會的生活風俗之餘，顯示了西方公共建築空間的特點，該項設計於一九九五年獲得亞洲建築師協會的金奬。

    已故華人建築敎育家黎錦超敎授對韋氏的設計曾有高度的評價，認為其作品具有擴展生活的感覺，而且構思謹愼。黎敎授生前撰寫了韋氏的設計專著Caressing Trivia介紹韋氏的設計，並表揚其對中國當代建築所做出的貢獻。

    說到韋氏在澳門的設計，六十年代他設計了位於西灣的梁文燕培幼院，七十年代設計了提督馬路的郵電局樓房，之後，又於新口岸塡海區設計了郵電局宿舍大樓。   

   

敎育·建築（下）

(本文刊於2013年3月24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在資訊爆炸、高等敎育普及的廿一世紀，大學的建築仍要採用古典式樣、或從古典引伸出的隱含階級性的建築形式嗎？這是我要提出的一個値得思考的問題。

    當然，有怎樣的社會就有怎樣的建築，建築從來都不會說謊。

    而怎樣的建築環境也會孕育出怎樣的社會未來。

    最近，我參觀了鄰埠的一所高等院校，香港知專的建築不是出自大師之手，而是透過國際建築設計競圖，在百多份參賽方案中，一位之前未有大型建設經驗、三十出頭的法國年輕建築師Thomas Coldefy，憑天馬行空的創意贏得了學院的最終設計比賽並得以興建。

    作為一個小型社區，學校建築並無採用復古的形式，雖然鄰埠也具有東西方交流的歷史和同樣是嶺南地區，但是，設計師並沒有用模仿的手法，表面化地去強調東西方交匯和嶺南風格，而是用完全現代及創新的建築手法去創造一處能促進學術交流，有助學生獨立思考，平等開放多元共存，同時亦配合華南氣候的建築環境。

    整座學院建築由四座塔樓組成，塔樓除了具有敎室空間的基本功能，在結構上亦成為承托連貫其間的空中走道及空中樓層，懸浮在半空的走廊是交通要道，也是學生聚會交流的場所，飄浮半空的樓層和走道，在地面上空形成巨大的上蓋，使地面層成為一個有屋頂的大型廣場，增強校園的開放性。一條從地面直通離地廿多米懸浮平台層的天梯，帶領學生登上空中樓閣，而圖書館就是懸浮在臨海的一側，景色與自然光線讓人印象深刻。

    不論是哪一階段的敎育，作為敎育場所的環境設計是非常重要的，建築除了滿足運作功能，空間的排佈、建築的形式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那裡的學子，也在塑造社會的將來。

    當我們無視建築在社會中的影響，只從功能的滿足又或是表面化的形象追求，而實際還是沿襲那些陳舊的建築詞句，要打造具創意的未來，可能是一座沒有基礎的空中樓閣。  

   
   

敎育·建築（上）

(本文刊於2013年3月17日“澳門日報”第B12版)
    前陣子，社會上曾有意見懷疑澳大橫琴校區的設計為“一稿兩投”，負責設計的國家級大師何鏡堂院士在報上的訪問中，闡釋了他一直以來的設計主張與追求。

    是否存在社會懷疑的情況，在未有親身進行考察與對比硏究之前，無權發表任何言論。但是，就這個社會爭議，卻引起了我對廿一世紀資訊爆炸的時代，作為傳授、討論、硏究學問的場所，其建築形式應該是怎樣的一個思考。

    回顧歷史，古代的中國從孔子辦學便開始有了“私塾”的敎育系統，當時用作敎學的場所或與居住建築無異；之後，漢朝開始出現了“官學”，宋代以後著名文人開辦“書院”，而“文廟”作為從事敎育及舉辦各種祭祀孔子的活動，儒家思想得以傳播，文廟是儒敎宣傳宗敎的場所，也是古代中國的一種敎育場所。

    隨着清末科舉考試制度的廢除，取而代之是西方的敎育模式，西方的敎育建築亦成為設計校園的藍本。

    雅典與斯巴達在西方古代建立了不同的敎育模式，中古時期的師徒制與敎會體制同時發展，西方早期的“大學”在敎會體制中出現，當時的敎育與宗敎建築關係密不可分；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出現“學院”，從巴洛克時期開始，“皇家學院”成為了直接聽從於皇室並配合其品味的敎育場所，建築的形式亦從中世紀較簡樸的宗敎空間佈置，逐漸成為具皇權象徵性的路易十四巴洛克與古典設計，歐洲的重要學府，紛紛從古代神殿的式樣中找尋建築設計模本，創建出華麗、貴族式的學術殿堂。

    這種穩含階級性的設計模式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出現，奢華的建築被講求功能性、抽象性、工業性、平等性的包豪斯設計取代。然而，在美洲大陸，受法國美術學院的影響，古典復興式樣的校園設計仍然存活。

    由托馬斯·傑斐遜設計的位於夏洛茨維爾的弗吉尼亞大學，由兩排平行的古典主義建築組成，被設計者稱為“學術村莊”，建築的象徵性被再次強化，從前用作祭拜古代諸神的古羅馬萬神殿的建築形式，被改用作學院的圓廳圖書館，將知識的寳庫賦予了神廟的顯要地位。

    

天與地（三·完）

(本文刊於2013年3月10日“澳門日報”第C08版)
    位於墨西哥的庫庫爾坎金字塔，代表着古代美洲瑪雅文明的建築成就，庫庫爾坎金字塔高約三十米，四周環繞九十一級台階，加起來一共三百六十四級台階，再加上塔頂的羽蛇神廟，共有三百六十五階，象徵了一年中的三百六十五天。

    台階的北邊牆下端，有一個帶羽行的大蛇頭石刻，蛇嘴裡吐出一條大舌頭，造形非常獨特。每年春分和秋分兩天的日落時分，北面一組台階的邊牆會在陽光照射下形成彎彎曲曲的七段等腰三角形影子，與底部雕刻的蛇頭，組成一條突然從塔頂向大地遊動的巨蛇，象徵着羽蛇神在春分時甦醒，爬出廟宇。每次，這個幻像持續整整三小時廿二分，分秒不差。這個神秘景觀及精心的幾何設計，表達出古代瑪雅文明設計的精確度，玄妙又充滿戲劇性的效果令後人嘆為觀止。

    在古代的歐洲，古羅馬人建造的萬神殿完美地蘊含一個完整的球體空間，半球形的穹頂中央開有一個通天的圓孔，太陽光線隨着季節更替而在神殿內造成光影的無窮變化，象徵性地將神殿空間比喩為無限的宇宙。

    城市方面，古羅馬人透過觀測太陽與星空，在帝國建設的每個都城均劃定南北走向的“經塗”：代表世界的軸，和東西走向的“緯塗”：是太陽的軌跡，將城鎭設計成一個小宇宙，具體地表現了他們的宇宙圖像，該規劃模式成為了古羅馬城市設計的特徵。

    星空帶給古人對宇宙無窮的想像，是他們探求自然奧秘的窗口，也給他們的設計無盡的靈感泉源。

    那年曾追星的地方今天已蛻變為不夜天的金光大道，在城市高速發展的背後，我們也有失去。看着西灣湖上快要暗淡的星光，聯想到今後要敎孩子們天文，可能只能走進科學館的人造天幕，因為城市的發展可容不下一片眞實的星空。

   
  

天與地（二）

(本文刊於2013年3月3日“澳門日報”第C10版)
    不論在東方或西方，自然都是古代的城市及建築設計的重要考慮元素。其中古代中國的設計，處處都體現天人合一的哲思。

    古代中國的設計者上觀天文下察地理，在世代經驗的積累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擇地選址的理論。為達到天人合一的理念，古代一些都城的空間設計，直接參仿天上星宿的排佈，把天上三垣及廿八宿成象於人間的帝王宮廷及城市佈局，以“像天法地”建造人間的生活場所。

    在北京的天壇，建築中就隱含了不少與自然有關的象徵，依據《周易》陰陽、五行等學說，把古人對“天”的認識、“天人關係”以及對上蒼的願望在建築中表現得淋漓盡至。

    其中，圜丘的尺度和構件的數量，反覆地使用“九”這個數字，以象徵“天”和強調與“天”的聯繫。天壇祈年殿以圓形、藍色象徵“天”，殿內大柱及開間又分別比喩一年的四季、二十四節氣、十二個月和一天的十二個時辰，以及象徵天上的星宿與星垣。

    這種“像天法地”的建造方法不僅限於古代東方，在西方的古文明中也有類似的現象。

    其中，古埃及人在尼羅河一帶透過觀測天象建造了不少神殿與金字塔，有學者發現，建在尼羅河岸附近的吉薩，三座金字塔與河流的排佈，正正合符天穹上獵戶座腰帶的三顆閃星與銀河的關係，而建築的朝向均經過精密的測定。

    說到建築與天文，古埃及的阿布辛貝勒神殿最為著名，這座原本建造於尼羅河附近、開鑿於天然巨岩的神殿，在主殿深達六十餘公尺處建有包括拉美西斯二世在內的四座神像，在每年的二月廿一日（傳說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日）及十月廿一日（傳說拉美西斯二世的登基日）這兩天，陽光會直接照進洞內最深處，並神奇地照射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像身上，可見古埃及人確切掌握天文的能力。   

   
   

天與地（一）

(本文刊於2013年2月24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歲末一團體聚會選擇在西灣的一所西式別墅舉行，那個晩上天氣良好，坐在洋房頂樓的露天餐座，隔着寂靜的西灣湖，遠眺對岸的旅遊塔和西灣橋，在現今變得繁華的都市中，暫時仍能找到一處安寧的角落。

    很久沒有閒情觀天，在那短暫遠離囂鬧的環境，巧逢夜空無雲，在旅遊塔頂的一片天空，透過那三顆閃亮的星星，我很快就辨認出那位天上的獵人俄里翁和他正追捕的金牛，是冬日北半球夜空中最易見到的兩個星座，也是我最初學會辨認的幾個星座的其中兩個。

    隨着近十多年城市的不斷發展，城市的燈火已掩蓋夜空的星光，在澳門找一處能進行觀星活動的地方日漸困難。

    記得八十年代因為哈雷彗星的重臨曾引起過天文愛好者的熱情，為着追星，當時與一衆哈雷的粉絲，在還不太受光害的路環石排灣一帶，隔着時聚時散的雲層，尋找那位將於二○六一年才再次歸來的訪客。

    天文與建築好像配不上話題，但是，我對建築的興趣，卻是從天文開始。

    中學某年在電視的訪談節目，看到幾名香港的建築系學生介紹他們的課題設計，其中一位闡述了其設計概念與天象的關係，當時的我仍未想到中學後的去向。那些年，上大學和讀建築似乎與天際的繁星一樣遙不可及，但是那個建築介紹卻在我腦海中留下印象。

    建築與天文的交匯似乎只是我個人的經歷，尤其在現今愈來愈人工化的城市環境之中，城市已經成為了人造的自然，我們可以利用空調改變環境的濕溫度、以人造光源調控生活環境、利用人工通風設備來使最不利生活的區域獲得清新的空氣……

    透過日新月異的科技，城市與建築的設計已經能夠擺脫自然環境的制約，同時亦逐漸脫離自然環境，有時甚至對自然環境造成過度的消耗與傷害。

   

步行·系統（下）

(本文刊於2013年2月17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香港的許多城市設施都成為我們城市的參考，近年，我們也計劃在城中建造一些步行系統，除了在路氹新區，還會將這種設施引入到半島傳統的街區肌理中。

    我並不反對這些計劃，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每個城市都有它的特點。而且，我看到香港“行人走廊”的好處，亦同時發現它的缺點與對現存城市環境的破壞，尤其在澳門半島具歐洲中世紀城市特徵的歷史街區。

    當然，鄰埠那條大型行人走廊，從上環碼頭沿中環海岸可直達金鐘，又可上行至半山，連貫多座港島重要的商業樓宇、商場、地鐵站、巴士轉乘站，確實給使用者留下便捷、舒適的步行環境的良好印象。但可能沒多少人察覺到，這種系統除了脫離城巿生活，還成為了大財團、大商企的“專用”通道，在商業自由競爭的社會環境中成為一種壟斷的工具：用公帑建造的公共走廊“點對點”地將大企業的物業連貫，而開設在地面的商舖卻遠離了使用走廊的行人；出於便捷，行人只會進入或使用走廊直接連接的場所，而其他的環境只被視為“路過”的背景，這完全背離了傳統街道商業的運作模式。

    而且，這些行人走廊並非眞正安全，尤其入夜之後和行人稀少的時候，由於與城市生活分離，走廊上缺少了傳統街道中原有的“監察”，為保證使用者安全，需要增加走廊的保安和監控，否則容易成為搶劫等犯罪場所。

    另外，傳統城市的公共空間具有功能的多樣共存特性，以雀仔園羅憲新街的石階為例，七十多級的石階除了是交通的通道，種有樹木的平台也成為街區居民的聚會休憩的公共場所，如果只將石階作為交通專道，就沒有了社區空間的功能。還有，該街道在城市設計上具有景觀通廊的特點，這裡與歐洲城市的設計非常相似，街道軸線是通向城市的主要炮台——大炮台，計劃中步行系統的設置會否破壞視景通廊，也是一個需討論和硏究的問題。

    像香港行人走廊的步行系統有其優缺點，或者，創造有利於行人使用的街道環境，在原來就是採用行人尺度而建設的澳門半島的城市街道，可能比多建一條脫離城市生活的空中走廊來得有利。

步行·系統（上）

(本文刊於2013年2月10日“澳門日報”第E10版)
     有汽車之前，城市的公共空間主要是為行人而設的，當街道日漸被機動車輛佔據、步行環境日漸不安全的時候，人們開始想到在城市中建造新的步行環境。

    其中，脫離地面交通、被升高及獨立的行人專用走廊成為一個解決辦法。這種曾在科幻電影中未來城市出現的多層交通道路網的概念，在近二十年的一些城市發展，尤其在亞洲的城市中逐漸成為現實。

    將各種交通功能獨立劃分的想法，完全合符現代主義城市功能各自分離的思維邏輯。我首次接觸到的這類系統，是在鄰埠香港：地鐵、大型行車天橋等等交通設施，對於當時的一個中學生而言，是“先進”與“理想”城市的景象。

    有年大學暑假回澳，在香港接觸到那條由中環碼頭連接到金鐘、又可到半山的“行人走廊”，在這系統中，行人不用受日曬雨淋，又不需橫過馬路便能快捷方便地在交通網絡中遊走，在炎熱的季節還可進入有空調的商廈、商場及地鐵站，對讀建築的我，看到上述的設計自然地成為了心目中“未來都市”的發展模式。每次往港探望半山的親友，我都會使用這個非常方便的系統。

    直到有次因事要在系統中途走到地面的城市街道，才讓我重新認識這便捷系統的缺點。走在經常只在上空穿越的街區，我發現地面的許多被忽略了的特色街巷、各種店舖，以及街區多姿多彩的眞實生活，尤其是沿着長長的麻石階梯兩旁售賣各類日常用品的攤檔。

    我經常在這個街區上空路過，卻從未發現街區的特色，因為我平常只採用了一個與城市脫離的、只為解決交通功能而設計的行人系統。在系統中，人們匆匆而過，在向上通行的扶手電梯中，隔着走廊外側的磨砂玻璃，有時只能看到鄰近大廈外牆的廣吿招牌、設在樓上商舖的玻璃廚窗，但是，對於城市的生活，在走廊上有一種“雖近卻遠”的疏離感，始終，這個系統脫離城市其他功能，而只是為交通功能而建設的行人走道。

   

設計·酒店（下）

(本文刊於2013年2月3日“澳門日報”第C01版)
     翻着酒店印製的那本厚書，從一些黑白老照片中我了解到尖沙咀彌敦道及附近街區由二十世紀初到今天的變遷、附近的歷史建築，又從一系列的當代攝影作品，感受到酒店座落的街區的人文氣息、旅遊景點，當然，附近的“廟街”色彩豐富的攤舖影像都在攝影作品中展現。

    看到有關酒店設計的部分，才知道雖然佔地細細，每層的客房與公衆走廊均有特別的設計，各具特色。其中一些客房是兩層複式的，而整座酒店的室內設計是由兩位生活在香港的西班牙年輕設計師主理，難怪我到埗後對酒店的印象就是具設計味。

    當然，這間酒店是屬於一個跨國酒店集團與香港集團合作經營的，除了西歐的簡約設計，酒店還賣地方元素與環保理念。這種“賣文化”的手法並非在客房掛些老照片或擺放懷舊家具、飾物，而是通過那本放在書枱上的厚書及大堂後部的展覽館。

    等到退房前的那個早上，我才有空走進該小型展館，那裏陳列的是一些香港五六十年代平民生活的空間場景和實物用品，牆上放映着如“蘇絲黃”的舊片子，舊電話亭和郵筒在那兒都有位置。香港寸金尺土，酒店利用地面層的五百多呎空間，不是開設商舖，卻自設了這個香港生活的小型展館，也算是酒店的一大特色與賣點。

    在高度全球化、資訊化的年代，於世界各地旅行已變得容易、快速與頻繁，怎樣才能讓旅客在記憶中留下所到地方的“位置實體感”，在愈來愈網絡化、虛擬化的生活中變得益發重要，體驗地方歷史文化特色，或會是逃離城市千篇一律的旅遊方式。今次我入住的酒店，確實能在記憶中留下強烈的“位置實體感”。

    澳門不是要朝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進發嗎？除了那種金碧輝煌、王族氣派但千篇一律的裝潢，具有本地文化特色、融合創意設計的特色精品酒店，可能是發展旅客多元化、激活老街區、擴展旅遊區的一個可行方法。 

設計·酒店（上）

(本文刊於2013年1月27日“澳門日報”第C06版)
    趁着“回歸”與冬至的假期，我與家人到香港度了幾天假。上幾次為了小孩們到主題公園而選擇了“入營式”的假期，今次雖然也是為了他們，但由於不是再去“入營”，我們選擇了在巿區的酒店。

    通過朋友的介紹，酒店在一個多月前便由太太在網上訂好，選擇的原因主要是位置與交通方便，鄰近小朋友喜歡的九龍公園，又近地鐵站，而且還是去年初才落成開業，算是巿區一處較經濟的落腳點。

    到達那天下午，我才知道酒店除了新，還是一間較具設計與環保概念的特色酒店。整座建築約三十層卻佔地不大，走進大堂沒有那種金碧輝煌的奢華裝修，而是迎來一股綠色環保的清新和一點地道文化的氣息。我兒子也發現，放在大堂的聖誕樹是用房客棄置的膠水瓶組成的裝置，這發現深深地留在孩子的記憶，回澳後還將這見聞吿訴他的祖母：酒店的聖誕樹是不用花錢買的，很環保……

    辦好入住手續，前台人員吿訴我們可以參觀前台旁邊布簾後的展覽館，限於行程，我們直接乘升降機到廿幾樓的房間放下行李及歇息。

    酒店確實不大，升降機、走廊都很狹小，但卻帶有設計味，我們入住的那層只有三個客房，客房面積亦不大，但從空間的規劃與家具的選用、擺佈均反映了曾經過思考，並達到善用有限空間的效果。我對酒店的第一印象就是具有設計與環保特色。

    晩上，當家人都休息，出於好奇，我獨個兒亮起書檯的射燈翻看擺放那裏的一本厚厚的硬皮書，我記得在大堂服務台曾見過那本書。

    原來，那本封面印着舊街景的書是酒店特別出版，放在客房向來自各地的入住旅客介紹酒店所在的地區歷史、城區發展變遷及有關該酒店的設計與經營理念的書籍。

別了，尼邁耶（下）

(本文刊於2013年1月20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巴西利亞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建造，四年後完工，城市規劃以現代主義大師勒·柯比意的現代城市理念為基礎，是以汽車出行為主要設計概念的理性及機械時代的產物。

    鳥瞰主要城區，外形像一架“飛機”，或像一隻“蝴蝶”。在“飛機”的“機身”是首都行政區，是國會及各政府部門建築的集中地，這些主要的公共建築均由尼邁耶設計。在“機身”的兩側對稱地規劃了南北兩片“機翼”，各長約七公里，一條寬闊的高速車道連接南北兩翼，中間穿過一個中央公共汽車站，亦是銀行及酒店區。大道兩旁置有住宅區，商業街道將其分隔，還有大面積的綠化區。在這機械時代的理想城市，居住、商業、工業均被嚴格分區佈置，一些建築物可興建的地點及其可建高度，一切均理性地被詳細規劃。

    正如有評語所寫，巴西利亞表現出城市和諧的設計思想。但是，這種和諧是極度理性化的。

    被譽為“建築界的畢加索”的尼邁耶，作品多達數百，遍佈全球十幾個國家，其中，他在一九四六至四九年作為巴西代表，與中國代表梁思成等建築師共同組成的規劃小組，負責設計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大樓。

    尼邁耶早期雖然受勒·柯比意影響，但他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便預示了理性主義濃厚色彩的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必然沒落，開始向當時單調乏味的建築挑戰，主張採用自由的風格體現建築的情感和優美，將鋼筋混凝土技術與詩意和創意相結合。他的建築形態簡潔優美，天馬行空又清晰詮釋項目的象徵意義。

    二○一一年三至五月，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了這位葡語建築師的作品展，向澳門介紹了這位現代主義大師。

    雖然，巴西利亞的城市設計是否眞正完美仍有討論空間，但是，尼邁耶的建築作品的確留給人類一份寳貴的文化遺產。

    讓我用這段短文，緬懷一位與我曾有一面之緣的建築巨匠。

別了，尼邁耶（上）

(本文刊於2013年1月13日“澳門日報”第C08版)
     執筆開始寫這篇文稿的時候，離二○一二年的最後一次日落只有幾個小時。在一年快將終結的時候，從電子郵件中得知，就在剛過去的十二月初，一位對世界建築有過重大影響的建築師，以將近一百○五歲的高齡永遠離開了我們。

    在活到廿一世紀的幾位現代主義建築大師之中，巴西建築師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是其中的一位。可能讀者從未聽過他的名字，我念建築初期也不知道。

    記得那年剛升二年級，建築學院從舊城區搬進了近郊的新校舍。有天早上我與友人在戶外等候上課，遠遠看到校長和幾位上了年紀的人正向我們的方向走來，當這群人快要走過我們面前，校長發現了我這個東方面孔的學生，他們停了下來問：來自東方的年輕人，你知道我身旁的這位老人家是唯？

    我望了那位老人一眼，再回顧身旁的朋友，我們齊聲答：不知道。

    校長得悉我來自遠方的澳門，向我們簡短地介紹了這位當時已八十多歲的老人家，原來，他就是一九六○年建造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亞的其中一位設計者奧斯卡·尼邁耶，他在該城市負責設計了大多數的公共建築物，而巴西利亞在落成後不足三十年，便於一九八七年被聯合國敎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可能有讀者會提出疑問：世遺不是要有幾百年歷史的古跡才有資格申報嗎？落成不足二十年、用鋼筋水泥建設的現代城市也能夠成為世遺？

    是，巴西利亞可以，它是城市設計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這座城市有何特別？

    記得有年的復活節我到友人的家過節，友人父親知道我讀建築，吿訴我巴西利亞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城市：那兒分區清晰、道路寬闊、多綠化，開車到城市每處地方都極方便，最完美是沒有塞車，提醒我日後一定要去看看。

    可惜直到現在仍未有機會走訪，不過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完美”的城市一點也沒有以人為本。

從新馬路特展想起（四·完）

(本文刊於2013年1月6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面對新馬路後段近內港及福隆新街一帶今非昔比的情況，除了對昔日的懷緬之情，我從實際調硏中看到一個街區衰落的原因。要恢復區內的生命力，單靠街道的美化與景點化來吸引旅客是不足夠的，因為促成街區經濟繁榮的因素與環境已經改變。

    就上述調硏的街區為例，客運碼頭在該區曾經非常重要，碼頭帶給區內店舖、旅館、餐飮大量的本地與外來客源；娛樂場所亦為街區引來另一批人流，隨之也為相關行業帶來商機。清平戲院可能是為該區晩上帶來大量人潮的城市元素，餐飮宵夜商店都因此而能在晩間營運，除了固定的店舖，人潮還吸引和養活衆多流動攤販。

    從這街區昔日的情況可見，街區內各種商業與店舖之間，其實存在着看不見但是相互依存的關係，衆多這樣的依存關係構成了街區繁盛生命力。我察覺到這樣的相互依存關係，正像自然界中物種之間所形成的生態網，每一種物種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與另外的物種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要是其中一個物種消亡，相關聯物種的生存狀態也會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

    我們生活的城市其實並非一般想像中只是由磚木、金屬、混凝土建成的無生命的構成物，而是具有像生物般的有生命的有機組織體，當其中的一些構成要素因時代與環境變遷而發生改變或者消失，所相關聯的一系列組成元素也會受到影響轉變，整個街區的生命力亦隨之而發生變化。

    面對城市這個巨大的有機生命體，要恢復一個走向衰落的街區的生命力，不能單靠美化或景點化等表像手段，而是需要對街區實際狀況進行深入調查，對各種組成元素的關係進行分析，切實地找出街區衰落的眞正原因，採取適合的策略及措施，為街區生態網中缺失的元素尋找替代補充，以修復區內各元素之聯繫。

    我們不要忽視街區內每間小店舖在組織中的作用，街道的生命力就是由衆多的、多元化的店舖而衍生的。街角一間小小的茶餐廳也能成為凝聚街區居民的場所，並和居民的日常社區生活息息相關。

    新馬路特展可讓不少人勾起懷念過去之情，為老店舖的消逝而歎息。但是，對於城市的思考者，或會是一個對老街區發展的重新檢視和思索的良好契機。

   

從新馬路特展想起（三）

(本文刊於2012年12月30日“澳門日報”第C10版)
    執筆續寫之前，無意中在電視看到關於議事亭前地一帶行人專區商舖租金情況的報道，從受訪的地產行業人員口中，得悉有三十多間國際品牌店正等候進駐這個旅遊核心區域，只是現時還未有足夠的舖位吸納，而且，區內商舖最高的租金，可達至月租二百八十多萬。

    從自然界汰弱留強的存在規律來看，便很容易理解為何該區的不少做街坊生意、為人熟悉的老店舖面對着這樣的租金壓力，而最終都相繼失守，或是結束營業，又或是被迫遷至二、三線的街道，能夠留在澳門地標性中心的議事亭前地，只有具雄厚經濟實力的國際品牌店，或是經營高獲利的例如金飾、珠寳、名錶等商店。當然，這個區域的商業已經與居民一般生活的距離愈拉愈遠，面對的顧客也只是在街上不斷擠身而過的遊客。

    相對這核心區的蓬勃發展，鄰近的許多街道卻是人跡疏落，商戶與所在的坊會、社團眼見如此大的反差情況，均想盡辦法，或參考國內外城市的活化方法，或在街區組織舉行特色活動，試圖吸引人流入區，效果卻曇花一現，活動過後街區又回復平靜。政府不同的部門亦各施辦法，有為街道不斷美化，改善街區環境及增加旅遊吸引景點，修葺舊建築外觀，或增設城市雕塑、陳列展示館等，藉此吸引遊客入區。然而，運用美化增加景點的辦法，一定程度上吸引到愛攝影及懷舊的人，但離街區恢復舊有的生命力仍有漫長的路程。

    面對許多老街道一半以上的店舖已不再營業，要回復街區的經濟活力，單靠舉辦特色活動、街道美化或景點化的方法足夠嗎？

    數年前因工作需要，我走訪過新馬路後段近內港及福隆新街的一些街道，從居民及商戶口中，了解到街區經濟由盛轉衰的一些實況。

    據自上一代已生活在那裏的一些居民憶述，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街區白天及入夜後都人流不絕，福隆新街不是現在的只有售賣手信與面對遊客的店舖，而且，除了近新馬路開有娛樂場，街區內的清平戲院亦在晩上帶來人潮，帶旺整區做晩飯與宵夜生意的店舖；而在內港客運碼頭仍然運作的年代，街區的旅店、商店生意都非常蓬勃，當然還包括那些尋花問柳的場所。

    隨着內港碼頭客運功能的遷離，娛樂場的撤走及清平戲院的結業，福隆新街雖然不至人跡稀疏，但整個街區與昔日繁盛的景象對比，已經相去甚遠。

從新馬路特展想起（二）

(本文刊於2012年12月23日“澳門日報”第C04版)
    新馬路的變遷，與澳門舊區的許多街道由盛轉衰的情況都値得關注、探討與思考。

    時代轉變，新區的興起，舊區的沒落，可能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自然現象，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會發生。但是，怎樣可以在新區繁榮發展下讓舊有街區保持一定的活力，是城市規劃値得探討與硏究的課題。

    我曾長時間在國外不同城市學習與生活，亦走訪參觀過不少城市，舊區的沒落在許多大城市的發展中似乎難以避免。但是，我亦親身見到有些城市老舊的街區能保持營商及生活的環境，而且充滿生命力。

    在澳門，近年隨着城市急速的發展，吸引了不少外來投資，加上發展目標朝世界級旅遊城市邁進，城市內出現不少借發展概念而衍生的商業項目，經濟發展的虛火也不斷地提升。

    首當其衝的是城裏房地產巿道的轉熱，全澳各區的房地產，包括住宅、商舖、寫字樓、車位與工廈單位，價格與租金都不斷上升，投機炒賣當然是難得的時機，但對使用者來說就成了生活中一大經濟壓力。

    只要在舊區的街道走走，不少曾經繁華一時的店舖現在都關門了，換來的是門外“旺舖租售”廣吿字句的吉舖。試想，如果整條曾經充滿商店的街道，現在一半以上的店舖成為待沽的商品，整條街道能保持多少生命力？當然，租金、人工不斷上漲，人力資源短缺，營商成本高企，亦使不少做街坊生意的老店最終迎來關門大吉的一天。

    面對這樣的發展困境，曾有議員提出小店經營困難，則應轉售高利潤値貨品的“賣金錶論”。

    當然，在功利當前的社會，做能獲利最快的生意會是最聰明的，這種急功近利的思想亦逐漸成為這個城市發展的一項主流價値。但是，如果一個街區的商業完全不考慮居民生活的需要而只顧最大獲利，街區的居民能夠正常生活嗎？試想，有天醒來，不是到了預言中的世界末日，只是如常落街買早餐，卻見街上店舖全改售金錶，城內無一店鋪例外，那時，拿着錢買金錶能飽肚嗎？“賣金錶論”讓我想到兒時聽過的“點石成金”的寓言，那個貪圖財富的故事主角，得到了觸摸任何東西都能成金的神力，最後連飯菜都變成了閃亮的黃金，落到窮得只剩下錢的地步。

    議事亭前地一帶的步行區，已逐漸蛻變成一個龐大的沒有上蓋的旅遊商場，售賣着各個大城市都能接觸到的品牌貨品，不同之處只是：這裏的國際品牌店舖被世遺城區建築的外殼包裝與粉飾。

從新馬路特展想起（一）

(本文刊於2012年12月16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上月路過新馬路民署大樓，看到正在舉行的一個關於新馬路專題展覽，展示的內容對於本澳老一輩的居民來說，應該是非常熟悉的，而展出的物品。據介紹是過去一年透過向社會公開徵集而得，有居民捐出，亦有由老街坊暫時借出，像是與衆分享家中珍藏。經過主辦部門的整理分類後，一些曾經很平常的物品，靜靜地躱在展櫃的玻璃後面，向參觀者訴說出新馬路自上世紀初被規劃開闢後，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及街區一些老店舖的故事，這些故事，其實就是我們城市一個世紀發展的縮影。

    一條曾經是城中地標的街道，一些曾經為人熟悉的日常生活，在現今城市高速的發展之中、在商業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的確會勾起不少居民對往昔生活的懷緬之情。

    有天早上不經意地，在早晨節目中看到負責展覽的民署人員的訪談，其中分享了一些有關收集展覽物品時遇到的一些趣事。我對其闡述最深刻的，是關於民署工作人員到新馬路區一間傳統商店的採訪，在早上數小時的採訪中，工作人員沒有在商店碰到一個顧客，正當接近採訪結束，才見到一位老街坊走進小店，買了一件襯衫，這老街坊買了東西後並非馬上離開，卻是與店主閒聊了數十分鐘。這樣的情景，在這個城市未變得國際化之前，是十分平常的；現在，在一些老街區仍然可會發生，但已變得逐漸珍稀。

    昔日澳門的衆多老字號，均是以街坊為營業對象，買賣東西搭上閒話家常，反映了城市的人情味。

    新馬路雖然是地標性街道，店舖賣的商品，卻基本上以居民的日常生活物品為主，當然，靠近內港一端，也售賣包括鹹魚、杏仁餠等曾經是手信的貨品。

    從展覽可知，短短的一條新馬路曾經開有兩座戲院，亦有不少洋服、布疋店，而上海師傅理髮店、鞋店、書店、餠店、酒店茶樓、西式餐廳、銀號，當然當舖及賭場也有，各式各樣。新馬路曾經是一條城中最時髦的消費街道，但那兒並不只是為了迎合遊客，而是與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現在，再走到同一條馬路，靠近議事亭前地的一段仍然熱鬧非常，但走過了營地大街的街口，後段則迎來人跡疏落的新馬路，尤其在入夜之後，雖然近年在內港十六號舊碼頭處建成了酒店及娛樂場所，馬路後段冷清的情況卻未有轉變。

城市中的白（下）

(本文刊於2012年12月9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要理解“空”及“白”的功能，可看看傳統的中國水墨畫，尤其是山水畫：黑色用墨的部分通常表現需要描繪的事物，而留白的部分卻是畫面不可缺少的重要構成元素，沒有空白的畫面，着墨的部分無法被凸顯，而且，留白的畫面亦給予觀衆自由與無限的想像空間。在山水畫中的留白，可以是天空，或者是水面，又或是雪，霧等等，留白的部分具有太多的潛在可能性，任憑觀衆想像與理解。

    “白”除了與“空”相關，我認為，若以黑與白的相對關係，還可引伸出衆多的含義：有與無、實與虛、陰與陽、繁與簡、鬧與靜、熱與冷等等無數的相對關係。

    城巿之中的“白”可被理解為無建築物的地方，亦可以被理解為閒靜未被開發的空間，這些空間對城市其實是重要的、具功能的，而且具有無限的可利用潛在可能性。

    “白”是純淨與不可逆的，未有詳細對內容推敲，為發展而發展，城市中“白”的潛能因而會被限制與破壞。

    在一個道路較闊可讓途人停聚的行人空間，如果適切地設置幾張石櫈，便可讓路人稍作休息，增加了空間的人性化但沒影響空間使用的潛在可能，並能讓該空間具備社區性的功用。

    若在原本可放置石櫈的地方，樹立一個雕像，雖然雕像可能帶給社區一點形象的記憶，但是對公共空間來說便引入了主題、更注入了一定的象徵性，同時卻減弱了空間使用的潛在可能性。雕像佔去了空間，佔有了原本空間中讓人自由想像及使用的可能性質，雕像的主題象徵性也固化了空間的公共含義。

    西灣湖廣場的公共空間，現在是具有衆多使用可能性的，設置夜巿的項目將公共空間重新定義，並將空間潛在的衆多可能固化為單一的功能。

    公共空間的“白”，其潛在的可能性與多樣性是作為城市空間的一項重要資產與功能，“空”並非無用，而是無所不能用，是無盡的使用功能。城市中的有與無、實與虛、鬧與靜應共存而達至平衡。

    議事亭前地是城市中最重要的“白”，雖然中央的噴水池讓廣場具有一定的象徵性及注入了主題，但是廣場空間進行活動的各種可能性，並未有被定義與固化，可隨着不同生活需求而轉變，這正是“白”在城市中的功能。

    我想，在大發展的時代對“白”與“空”的重新理解認識，特別是在不斷實體化的城市發展模式中，可帶來一點討論與思考，尤其是對政策決策者、規劃設計者提供另一項潛在的選擇。

城市中的白（上）

(本文刊於2012年12月2日“澳門日報”第C02版)
    正當城裏為西灣湖夜市的項目討論得非常熱鬧，我卻在小室中細讀日本當代著名設計師原硏哉的近作《白》。從這本小書的字裏行間，確實能帶出不少對設計的思考。

    白，可能大家只見到是一種顏色，而原硏哉提出的“白”並非單純的顏色，而是跟“空”、“靜”有關，設計師認為是日本的而我則認為是東方的一種審美概念。

    書中認為“白”並不是無色，而是一個實體，能從文化的感覺中找到源頭；而“白”跟“空”及“虛無”具有近似的含義。“白”是一種存在的狀態，具有能轉變為其他潛在的可能性，具有可變性及模糊性。但是作為純淨的“白”，在其上增加的任何內容都變得不可逆轉，因此，引入內容前必須謹愼推敲，以達到不可逆結果的完美。

    除此，“白”由於具有可變與模糊性，可讓人獲得抽象性與想像空間。

    對“白”或“空”的思考，其實中國古代已有不少理論，其中對“空”的最重要哲思，可在老子的道德經第十一章找到以下文字：

    “卅輻同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燃埴為器；當其無，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老子把車輪、陶器等作為因實體的存在而能被利用；而建築除了柱、樑、牆、板、頂、窗、梯等實體可利用的元素，建築元素所形成的“空無”的空間，是在建築實物中被人使用的，空間和實體其實是一體兩面，均是可利用的。

    但是，在現今高度物質化的社會，似乎人們卻忽略了“空”的價値，而只顧具物質性的實體。

    “空”在房屋的功能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城市之中亦然，而且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元素。

    對於城市，實體就是我們日常接觸到的建築樓房實體，而“空”則是樓房間具規劃或不具規劃組織形成的道路、廣場、綠地等空間，又可再擴展至未被開發利用的“空閒”的自然綠被空間。

    在只注重物質的社會，這些“空閒”的空間好像不具有功能，因而被不斷引入實體或開發計劃，認為只有實體才具有可用的功能，而忘記了“空”與“白”在城市中其實亦具有相同的重要功能。